6月8日，周一，傍晚六点半。地点未知。
杨辉的手机在茶几上震起来的时候，他正在给阳台的绿萝浇水。
屏幕上弹出我的照片。那是去年夏天在北戴河拍的，我扎着丸子头，戴着他送的那副 oversized 墨镜，背后是灰蓝色的海。他放下喷壶，拇指在屏幕上划了一下，把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。
“喂？”
“老公——你吃饭了没有呀？”
我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。语气是再正常不过的下班问候，尾音带着惯常的上扬。但有个细节不对。我每句话之间的换气声比平时重一些，不是跑步后的喘，是那种极力压着呼吸频率但压不太住的换气。杨辉在沙发上坐下来，手肘撑在膝盖上。
“还没。阿鸳在煮粥。你在哪？”
“在外面呢。”我顿了一下。听筒里传来极细微的声响，像床垫弹簧被缓慢释放压力时发出的那种低闷的吱扭。“天好热，出门就后悔了。魔都的六月简直不讲道理。”
“去哪了？”
“就出来转转呀。对了，阿鸳有没有给阳台的花浇水？我昨天忘了交代她，那盆新换盆的绣球花最怕干。不浇的话明天叶子就蔫了。”我的话突然变密，一连串说下来，中间的换气几乎听不见。
“我刚浇了。你到底——”
“你猜我今天看到什么了？”我打断他，语气突然亮起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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